梁寒冰方志理论与实践
顾永林
提要:梁寒冰是新中国新方志全国性编修活动的参与组织领导者。他坚持方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,既开展调查研究,又注重新方志学理论研究,其方志理论研究对当时全国各地的修志实践、新方志学的理论探讨及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。通过回顾梁寒冰的著述、手稿以及档案,对他的方志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与提炼,以期对未来修志工作有借鉴意义。
关键词:梁寒冰 马克思主义方志学 新方志 旧方志 修志
梁寒冰(1909—1989),山西定襄人,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。1980年后,梁寒冰同志开始从事全国新方志的编纂指导工作,他不顾年高体弱,坚持到修志工作的第一线调查研究,帮助各地总结经验教训,进行修志工作的具体指导,推动修志工作健康扎实发展。他注重在调查中所发现问题,提升到理论高度进行研究思考,写成有独到见解的论文,出版有《新编地方志研究》论文集,在社会主义方志理论研究上富有创新精神。目前关于梁寒冰的研究较少,内容大多是其生平事迹和讲话稿,系统论述其方志思想的论文尚存空白。2019年,梁寒冰遗留的30余件档案被后人捐赠到天津市档案馆,主要有回忆录、各种著作及手稿、照片、遗物等。通过这些档案资料,可以清晰了解梁寒冰的人生经历,全面洞见他的方志思想。
一、梁寒冰关于“地方志是什么”问题的认识
改革开放初期,百废待兴,修志成为摆在当时方志人面前一道不可逾越的题目。广大修志工作者迫切需要理论指导,梁寒冰对地方志的性质进行深入探讨,极力主张建立社会主义新方志学,开创了当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研究的先河。
(一)我国地方志历史悠久
梁寒冰认为,周代就有“掌四方之志”的外史,晋《乘》、楚《梼杌》也可说是地方史志。战国《禹贡》是最早的地理名著。《汉书》的志多由《史记》八书演变而来。二十四史中的十七史有志的形式和内容;志的篇目有二十种之多。宋代以前,地方志不出地理书的范围,宋代以后扩大到人文历史方面。明代对方志很重视,不少名人参与志书编纂,已有专门收藏地方志的天一阁。清政府尤其重视修志,在各地方成立修志局,由学正负责检查,方志内容逐渐丰富,体例也比较统一。民国以后,方志学有所发展,但修志工作多数陷于停顿状态。旧方志蕴藏着许多珍贵资料,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资料非常丰富。
(二)处理好史、志关系
处理好史与志的关系,重点是掌握二者的区别。旧方志学家认为:地方志是历史组成部分,或者说是历史的一个分支。宋明以来,尤其是清代,地方志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,研究方志的人才辈出。由于地方志大多出于史家之手,不可能不受传统观念影响。改革开放后开始修志的时候,关于地方志的性质,国内也有不同意见。有人认为新方志是“一方之全史”,也有人认为新方志是地方的百科全书。在梁寒冰看来,两种意见表面上不相同,实际上是相通的。二者都把志书当作史书,没有说出地方志的本质属性。梁寒冰赞同胡乔木的观点:新编地方志是一部朴实的、严谨的、科学的资料书,应该经得起时代的考验,成为一部科学的历史文献。在此基础上,他进一步指出,地方志是科学的资料书,不同于阐述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学论著,应脱离历史学成为独立的学科。历史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,探索历史发展规律。编修地方志,不要求探索和论证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。一般说,历史是“以时系事”的,地方志则是“以类系时”(“时”应为“事”)的。他多次在会议上强调要注意区分史和志。1983年4月22日在中国地方志规划会议上,梁寒冰作了题为《关于编史修志的几个问题》的讲话,强调,“我们不仅要注意二者的共性,尤其要注意二者的个性。史与志不仅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有广狭之分(就狭义的历史而言),记述的方法与体裁也有其不同的特点,不应把志书编写成史书”。
(三)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
梁寒冰主张在总结修志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,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。我国方志学历史源远流长,而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编纂方志学,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。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,要从修志工作实际出发,总结近年来修志工作的实践经验,使之条理化、系统化,上升为理论化的东西。地方志要逐步实现科学化,应参考历史学、史料编纂学、历史地理学、社会学等有关学科的体系,创造出一种适合地方志要求的科学体系。尤其是人文地理学,与方志学的关系很密切,它的许多分支学科研究的对象和内涵,可以作为编纂新方志的借鉴。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的建立,是开创地方志工作新局面的重要标志。
二、梁寒冰关于“如何对待旧方志”问题的论断
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,必须吸收前人所留下来的思想资料。因此,梁寒冰对待旧方志的态度是:批判地继承,通过多种方式进行选择和整理。
(一)批判地继承旧方志
旧方志从形式到内容均有可资借鉴之处。从形式来看,千百年来的修志实践,逐步形成一种志书的形式和体裁,如旧志的天文、地理、沿革、风土、人物等分类编辑形式,不应该轻易否定。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繁多,旧志形式不可能包举一切,为适应自然和社会的复杂情况,要改造旧志的形式,创造新形式适应新内容。从旧志的内容来说,糟粕与精华杂陈,尤其是它的指导思想和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,不能为我所用。一切自然现象,对地方生产建设有用者均可吸收。旧志记录的社会生活,则要作具体的科学分析。一般来说,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资料,无论对社会历史的研究,还是对地方的经济建设,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至于其他方面的资料,如金石文字、文物古迹、风土人情、风俗习惯、民族宗教、民间谚语等都有可取之处。“取其精华,去其糟粕”,从而达到“古为今用”。
(二)旧方志要进行整理
旧志整理有利于历史研究和社会主义建设。梁寒冰主张将当时现存的8500多种地方志,按地区编成目录提要,有计划、有步骤地进行整理。他建议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组织全国专家,制定一个整理全国旧方志规划,或建立一个小型研究会进行学术探讨;每个省市区根据具体情况,拟出本地区旧方志具体计划,提出五年到十年规划蓝图,帮助一两个县整理出一两部旧县志样板。整理旧方志主要依靠方志学、地理学和历史学专家。全国2000多个县市,如果着手整理本地旧志书,经过专区编辑加工,然后集中到省市区编辑审定,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。全部翻印旧方志,所费人力、物力和财力太大,既无可能也无必要。如果要翻印或影印,只能是少数有价值的海内孤本。1982年5月,根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建议,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《中国地方志整理规划(草案)》,开启了全国地方志系统的旧方志整理工作。
三、梁寒冰关于“为什么要新修地方志”问题的思考
为什么要新修地方志?修志的目的、意义和作用是什么?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,关系到修志工作全局。梁寒冰在多篇文章和讲话里提到这个问题,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
(一)新修地方志的目的,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
梁寒冰在多次会议和文稿中表达了这一观点。1984年7月18日,在全国北片十三省市“县志稿”评议会上,梁寒冰说:“新编地方志总的目的,就是要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。具体来说,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统志编修还没有摆到日程上来,国家现在没有修志,目前开始编修的只是省、市、县志。修志的目的,首先是为地方建设服务。如果修志能为地方生产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、提供现实依据,也就是为国家现代化作出了贡献。其次,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和现实资料。”
(二)新修地方志意义重大
1980年10月,在天津召开的中国地方志研究会筹备会议上,梁寒冰进行了详细分析,概括起来有4个方面:1.把本地的情况从历史到现状调查研究清楚,有利于地方的建设事业;2.调查研究情况的过程,有利于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;3.培养一支有专业知识、有文化水平的修志队伍,也有利于干部的专业化、知识化;4.地方志是很好的乡土教材,对于后代子孙有很大的教育意义。
(三)新修地方志作用显著
简单地说,修志工作是一项调查研究工作,要向自然、社会、历史和现状作调查。调查研究国情是认识国情的基础,是决定政策的基础,地方志工作是国情调查研究的重要渠道。要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,必须从县情、市情、省情着手。梁寒冰指出:地方志的功用,不仅表现在志书编成之后,而且表现于修志工作的全过程。一些修志工作进展比较快的地方,已经对本地的自然和社会情况,从历史到现状作了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,对于地方的领导机关和有关单位,了解省情、市情、县情已经发挥作用。有不少地方搜集到许多有实用价值的资料,及时提供给有关部门,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发挥了作用。
四、梁寒冰关于“新志什么样”问题的论述
新修地方志的蓝图确定后,修什么样的新志,就成为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。梁寒冰认为,新修的社会主义新方志,与旧方志有着本质不同。旧志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,方法是形而上学的;新志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,方法是唯物辩证的。
(一)新志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
研究地方史和编纂地方志应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这一指导思想,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分析新情况,研究新问题。社会主义时代新修地方志,必须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,必须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明确的目的性。新修志书工作,从搜集、整理、鉴别、选用资料到分类编辑成书的全过程,要时刻牢记修志总目的。
(二)新志的记述方法是“实事求是”
地方志是资料书,不要求记述事物的规律性;地方志又是科学的资料书,要求用资料反映事物的规律性,因此引进实事求是的方法。修志人员要有活用原则驾驭资料的能力,不要为浩如烟海的资料所淹没。梁寒冰不认同另外两种方法:一是纯客观主义的记述方法,所谓“秉笔直书”“直言不讳”,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;二是旧志中将一堆互不联系的表面现象,按年月罗列起来,看不出事物的演变过程。横排竖写是志书的表述形式,科学的分门别类才是志书的要领。新志的分门别类要务求合理,力求表现出各门类之间的联系,使新志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,要具有思想性、科学性、现代性、知识性和稳定性,经得起历史实践的检验。
(三)新志的编辑方针是“详今略古,详近略远”
古今关系必须配置恰当,不能轻重倒置。追叙历史,不论是自然现象或社会活动,都要注意“古为今用”的原则。新志主要应该包括辛亥革命以来,特别是建国以后的历史和现状。历史沿革、行政区划、自然地理、自然资源、自然灾害等,可以向上延伸至该地建置开始的时候,扼要地加以追叙即可,不占用较多篇幅。关于新志的分期与断限,梁寒冰认为,不宜采用历史的分期法。无论按古代、近代、现代分期,或者按照社会性质分期,都不适应地方志所固有的本性。新编地方志的上限不应从1840年或1911年断限。全国省、市、县的建置时间长短不一,不应该用同一时间划定统一的上限。一个城市的上限不应该越出它形成的年代,各种不同的专业志则应以此专业出现的时间而定。志书的下限原拟暂定为1981年《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公布时为止,鉴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,而且部分地方志书的完成期限有所推迟,因此下限可以推至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完成为止。
(四)新方志的体例总体上继承旧志体例
新编地方志继承旧志的体例,大体分为记、图、表、志、传5个部分,有的前有概述,后有附录。继承旧志的体例,是为保持志书的属性。从地方志整体性出发,要求地方志书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应相互联系和相互配合。主体部分是“记、志、传”,“图和表”要紧密配合志书内容,不仅“题词、照片”不应收入志书,多余“图、表”也不应收入。“大事记”是一种史体,纳入新方志体例,要服从新方志的方针任务。地方志的“大事记”不宜采用旧史的编年体,按年月简单罗列历史事件,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,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。“大事记”的起迄年代,应从帝国主义入侵,中国沦为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社会时起,经过新、旧民主主义革命,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,直至城乡经济体制改革时为止。“大事记”的主要部分,应该是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,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大事。新志书“人物传”大体上要和志书内容相配合,与志书内容无关的人物尽量少收或不收。立传人物的主体,是爱国志士、革命先烈、战斗英雄、模范人物等。立传人物以本籍为主,兼顾其主要活动地区。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应由党中央有关机关为之立传,其革命事迹可随历史事件载入志书,幼年时代事迹可记入其出生地方志内。凡属全省、全市或全县有影响的人物,应分别在省、市、县志为之立传,要上下关照,避免重复。历史人物的立传,应是爱国的军事家、政治家、科学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等。除对人民有特殊贡献者外,一般以选择近现代人物为宜。“人物传”不要编成履历表,也不要多加评论,应选择其生动事迹,可采取太史公立传的笔法。生不立传的原则,应予以遵行。
五、梁寒冰关于“如何开展修志工作”问题的探索
1980年4月8日,在中国史学第二次代表大会上,胡乔木倡导“要用新的观点、新的材料、新的方法和体例去编写地方志”,拉开了全国新修地方志工作的大幕。梁寒冰成为了新中国新方志全国性编修活动的组织领导者,他积极推动全国各地修志机构的建立,呼吁加强地方志工作的领导,组织召开各种会议,并赴各地指导落实会议精神。在他的影响下,各地掀起了编修地方志的热潮。实践证明,梁寒冰的很多主张和做法是卓有成效的。
(一)修志工作要有规划
编出真正反映各地区历史和现状真实面貌的高水平志书,工作量非常大,短时期内不可能完成,必须要有长期规划。1980年10月25日,在中国地方史研究会筹备会议闭幕式上,梁寒冰提出制定一个五到十年的规划。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后,梁寒冰提出了新修志的规划:今后8年内,分为两个阶段。前3年是准备阶段,后5年是发展阶段。3年内,从各地方的具体情况出发,建立与健全工作机构,制定工作规划,搜集和整理资料,培训修志专业人才,研究方志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。按照规划,从1986年起,全国修志工作整体上进入第二阶段,编辑初稿、审稿、定稿和出版的阶段。总体来看,全国的发展形势比较好,只有很少的地方尚未开始修志工作。1987年,他在几次座谈会上提到,中国地域辽阔,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,不能要求全国每个县都编出自己的县志。人口少、居民分散、文化落后的县,或者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县,是不能考虑编修县志的。可以先收集资料,以备将来编志之用;或者编印一些资料或稿本以备将来编辑修改之用。这个建议,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“实事求是”工作作风。
(二)搜集、整理资料要先行
搜集和整理资料是编写新志书的先决条件。首先,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,广泛搜集现存的文字资料。凡有关本地自然和社会、历史和现状的文字记录要尽量的收集,使一切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和数据不致遗漏。经过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的改造,分门别类地进行科学整理和编辑。其次,要做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。调查访问工作带有抢救活材料的性质,是编撰新志书的重要依据。一切有关本地自然情况和社会历史情况,都要利用机会进行调查研究,尤其要注意调查访问本地区老一代人。只有在搜集整理和调查访问的基础上,掌握大量真实可靠的资料,才能着手编纂新志书。
(三)培养修志人才
建立一支专业、兼职和业余修志人员相结合的队伍,以专业队伍为骨干,是完成修志工作的必要条件。梁寒冰认为,专业修志人员应具备以下必要条件:高等学校毕业的文化程度;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法;有一定历史和地理专业知识;有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;有方志学、编纂学基本知识。如果一个人不能具备全部条件,至少一个小集体应该具备。同时,还要组织一支业余修志队伍。1980年10月,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地方史研究会筹备会闭幕式上,梁寒冰提出,现在有部分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离休或退休还乡,凡是具有相当文化水平,有志于编修地方志者,都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业余修志队伍。
在着手编纂新志书之前,必须培训专业修志人员。当时,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尚处于草创时期,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专著尚未问世。为解决这个问题,1981年8月,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委托8所高等院校方志学专家,编写一部方志学概论。11月,由南开大学来新夏主持,在天津召开编写工作会议,拟订编写大纲,分别承担编写任务,经过半年时间的努力,基本上完成初稿,随后在第一期地方志研究班上试讲。从1982年5月到10月底,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委托江苏、湖北、山西、天津等地方志编纂机构和高等院校,先后举办4期地方志研究班,遍及27个省、市、自治区,约1350人参加培训,建立了一支编修地方志的骨干队伍。
(四)建立健全工作机构
1983年1月,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恢复地方志小组活动,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,名称改为“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”,4月正式成立,由11人组成,曾三任组长,梁寒冰、韩毓虎任副组长。从胡乔木同志提出新修地方志的号召开始,3年内全国有15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30多个地区、70多个省辖市、500多个县建立修志机构,培训了修志骨干,开展了修志工作。陆续建立起来的省、市、县三级修志机构,实践经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。
(五)提倡艰苦创业精神
新编地方志事业,从无到有,由小到大,白手起家、艰苦创业。梁寒冰鼓励勤俭节约,杜绝浪费。他非常重视志书质量,认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压缩志稿字数。因为如果志书字数太多,定价昂贵,会导致难以销售。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,志书的出版发行应争取收回成本。这也是老一辈共产党人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体现。
结语
在人生最后十年,梁寒冰把重心转移到地方志事业。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专长,坚持方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,对当时各地的修志实践、新方志学的理论探讨及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。他参与组织领导了全国新方志的编修工作,积极推动全国各地修志机构的建立,为我国新方志的编修事业作出突出贡献。作为学者,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指导新方志编修,深入开展调查研究,注重方志理论研究,取得丰硕成果。当然,梁寒冰方志思想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,有一定局限性,需要我们客观看待。地方志事业经过最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,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但梁寒冰的方志理论与实践仍然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
(作者单位:天津市档案馆〈天津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〉)
原文载《中国地方志》2024年第5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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